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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论》视野下全球化的美国困境和中国方案研究
    2022/6/9 18:41:11    点击量:1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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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类别: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负 责 人:沈斐

    工作单位: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批 准 号:17BKS008

     

    在广义《资本论》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下对世界历史背景中的全球化展开研究,旨在阐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化发展趋势,揭示全球化从“资本的零和游戏”到“命运共同体的正和方案”的逻辑与历史进程。

    一、研究的背景与目的

    当前的全球化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一种是中国推动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本课题立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分析框架,考察全球化发展的四个阶段:以重商主义殖民扩张为特征的第一阶段、以新帝国主义殖民扩张为特征的第二阶段、以国际贸易为特征的第三阶段、以跨国生产为特征的第四阶段;重点考察第四阶段——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及其世界范围内资本—劳动、资本—资本的矛盾发展所导致的全球化困境。

    两种不同的全球化,是大决战,还是和平演变?本课题研究指出:在共产党人的世界观里,共产主义实践是指,“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环境的改变、人的活动的改变、人自身的改变,既包括激烈的社会革命,也包括斗争艺术下的和平演变。和平演变不仅是指意识形态的渗透,同时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感召、影响、同化、融合,以及所导致的社会价值观革命、政治经济秩序变革。“三种改变的一致”就是共产主义实践,而推动这种改变,是当前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重要观点

    深入探讨以下问题:

    一是,为什么说美国困境不止是美国的困境?

    二是,美国困境有目共睹,但新自由主义神话缘何不灭?出路在何方?

    三是,中国方案是一条怎样的全球化道路,何以超越乌托邦?

    四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破解全球信任赤字?

    五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有怎样的“原则高度”和实践路径?

    关于第一个问题。美国困境不止是美国的困境,更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困境。在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分析中,资本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前一阶段自我否定的结果,每一阶段的矛盾运动都为后一阶段开辟道路。从逻辑上看,资本历经从商品、到货币、资本的一系列内在否定的孕育而问世,又历经从个体资本、到私人垄断资本、民族资本、国际资本、跨国资本的一系列内在否定的演化,催生出资本主义社会与理论的形态变化,并推动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发展。


    当前的全球化是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主要目标在于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摧毁各种形式的“福利国家”,逆转中下层人群在资本主义 “黄金年代”中所获得的各种好处,并减缓美国实力在世界体系中的衰落。在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分析中,美国霸权的性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虽然它仍在标榜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实际上正日益被改造为跨国资本手中的工具。美国已经不再单纯是“美国人”的美国,而是逐渐成为跨国资本的美国。

    当今的美国困境,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困境:它在理论上表现为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冲突,在现实中表现为资本与资本、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逆全球化思潮,反映的是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本土民族资本的利益诉求,是民族资本与跨国资本的利益之争;而所谓民粹主义,是尚未上升到阶级意识的群众自发性。

    关于第二个问题。立足于资本内在否定性分析,我们看到:新自由主义充分利用了福利社会政策的弱点,把经济增长的崇拜放大到极端,形成了现代社会的癌变。这一癌变通过三个神话实现:一是个人自由的神话;二是市场至上的神话;三是产权万能的神话。

    新自由主义神话导致了“增长”的意识形态。为啦实现资本增殖,新自由主义者人为制造出各种欲望,把福利社会变成消费社会,把人变成消费机器,同时不遗余力攻击人的高级需要,把它混同于短缺时代的虚伪高调。由人被视为经济动物,新自由主义者鼓吹通过经济增长解决一切困难和问题,哪怕带来再严重的问题也在所不惜,甚至失业、贫困、疫情、经济危机都是必要的代价,不应人为干预;相反,必须保持一定的“自然失业率”、削减福利水平和减少政府宏观调控,以便保持市场活力。由此形成了以资本自我增殖为标志的“增长”的拜物教。

    新时代中国所面对的问题酷似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所面对的问题。它们本质上都是由过剩经济带来的低增长。所不同的只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始终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生产目的,主动迎接“经济新常态”;而欧美是资本主义国家,以私人企业获取利润作为生产目的。正由于这种区别,中国提出了满足物质需要之上的其他各种各样需要包括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社会需要、生态需要的任务,进而整合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却走向新自由主义,继续追求片面的经济增长,奔向利润至上主义的悬崖。

    关于第三个问题。中国道路既不是“小过渡”,也不是“大过渡”,而是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由落后国家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两个过渡时期理论,一是从发达资本主义向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课题组称为“小过渡”;二是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大峡谷意义上的过渡时期,课题组称为“大过渡”。无论“大过渡”还是“小过渡”,都蕴含在资本内在否定性的路线之内,只不过前者是经典路线:资本产生——资本扩张——资本自我否定——(过渡)——进入共产主义,而后者跨越卡夫丁大峡谷属偶然性现象,需要苛刻的外部条件帮助才能实现,是经典路线的一个支线。

    俄国和中国所处的世界环境和革命条件,要求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两条过渡路线——既遵循资本内在否定性规律,又突破资本内在否定性规律;另起炉灶,与资本主义并行,并自觉地将资本内在否定性扬弃于自身体内。这条道路,俄国没走通,中国走通了。

    古代中国有丰富的“非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基因和天下主义的文化传统。近代以来,中国走上一条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出来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没有经历典型的“资本内在否定”路线,而是开辟了由落后国家通往共产主义的另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必须以扬弃的方式包容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发展:第一步,在国内资本短缺的情况下引进资本,利用资本的“文明面”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第二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不仅表现在它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的,非社会主义成分只能是“补充”;而且表现在,随着利润率的下降,非社会主义成分的自我否定将导致其走向社会主义化,以便保持乃至提高使用价值的生产效率。第三步,在国际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全世界劳动阶层的统一战线,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方案的替代方案。

    关于第四个问题。课题组认为,社会信任作为交往关系的一般形式,由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在以“人的依赖性关系”为特征的社会里,内嵌于差序关系中的伦理信任是主要形式;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中,基于普遍交换的契约信任占居主导地位;而未来的信任将超越前两种,即:不再是对权威的信任,也不再是对货币和资本的信任,而是对人的社会本质的信任,是建立在按需分配基础上、以爱和尊严为标志的自由人联合体的信任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不是自由人联合体。但它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理论,通过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国际社会“信任赤字”做出了探索。以命运共同体为载体的信任,将还原契约信任中的“资本价值”为“人本价值”、改造伦理信任中的“差序关系”为“统一战线”,是朝向未来信任关系的过渡。

    关于第五个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从“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出发:立脚于“新唯物主义”,在批判旧世界中获得新世界,在“三个改变”一致的辩证思维中把握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和局部突破。

    “一带一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形式。如果立脚于旧唯物主义,陷于人与人对立的思维窠臼,固守地缘博弈的老框框,是不能理解的。与利润至上的资本主义原则不同,“一带一路”以提高沿线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为任务:它不反对利润,但反对以利润为中心,反对把利润视为最高原则;它不反对现代市场经济,但反对以产权理论为名强行推行私有化,反对少数国家和少数人的经济权利凌驾于他国和他人的经济权利之上;它不反对西方福利社会,但反对片面发展物质福利,用经济增长取代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用物质需要遮蔽美好生活的需要。“一带一路”资本应逐步地扬弃利润至上的资本价值观,为人类文明朝向更高阶段演进奠定基础。

    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到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一个辩证否定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漫长的社会革命过程。与西方国家心目中的那种零和游戏和霸权主义经济秩序不同,中国所主张的是互利共赢的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现成替代品,但构成了资本辩证逻辑中的一个发展环节,将成为世界福利社会的一个建设方案。

    三、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

    (一)“新世界观”的总体性视野

    习近平所理解的唯物史观是“新世界观”,即历史是作为先锋队的共产党人走出的一条道路,它超越了旧哲学的形而上学,也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学研究、政治学研究,而是在理论(思维)与实践(社会存在)的动态发展中达成二者的辩证统一。本研究在“新世界观”的总体性视野下展开,这种总体性表现为资本内在否定性的逻辑与全球化历史发展的统一。

    (二)“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分析框架

    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分析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困境和社会主义前景:

    1、宏观上,以三大社会形态为历史坐标,考察社会形态的演进。在“共同体——市民社会——共同体”的演进图式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第二大社会形态向第三大社会形态过渡奠定基础。

    2、中观上,以跨国资本家阶级和跨国劳动阶级为主线,分析全球资本—劳动权力关系变化及其所致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变化。从《共产党宣言》提出暴力革命到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从斗争形式上看,暴力革命已经退居次要地位,贸易战争、金融战争、意识形态战争等取代了军事战争,以实力为基础的和平演变和讨价还价的“妥协协议”正走上前台。本研究立足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立场和两大跨国阶级的对立关系,发展全球化的阶级分析方法,揭示美国困境的真相,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分层次、分阶段广泛联合”的原则和策略。

    3、微观上,运用“资本-劳动”范式和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研究资本积累结构的社会形式演化,揭示从市场社会到福利国家、再到世界福利社会的资本内在否定逻辑,得出从资本的零和游戏到人类的合作共赢的历史必然。

    (三)志存高远与审慎前行的战略策略

    考察全球化的美国困境和21世纪的中国方案,不能离开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历史视野。资本内在否定性决定了,人们不可能从外部否定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只有实现了发展生产力的内在潜力,才有可能实现自我否定。这就要求中国在实践中既坚定道路自信,又保持一份审慎的历史自觉。本研究在此基础上为国际阶级斗争(第十一章)、“一带一路”建设(第十二章)、破解国际信任赤字(第十三章)提出了因应策略。

    中国必须明确自己的历史方位,尽可能扩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朋友圈,发挥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唯利是图和霸权主义的老路;同时跳出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发展出当代中国的全球化理论,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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